2009年10月17日，身穿潛水服，后背氧氣瓶，馬爾代夫內閣全體成員在六英尺深的海底召開內閣會議。會議日程文件均為塑料防水材料制成。他們圍坐在固定于印度洋海底的長桌上，簽署一份決議，號召世界各國認真對待碳排放帶來的氣候暖化、海平面上升的危機。馬爾代夫總統和閣員用行為藝術演示21世紀末許多沿海國家將面臨的現實。未來氣候危機已至，只是不公平地摧毀少數國家先。
造成溫室效應氣體（Greenhouse gas,GHG）有多種，碳排放最甚。因此，碳減是各個政策的重點。對碳減，中國已經有國策：以2030年的碳排放量為峰值，到2060年，中國碳排放為零，實現碳中和。可是，中國工業才剛剛啟動智能制造戰略。怎樣在推動智能制造的同時也投身于碳中和革命？這是每家企業都需要回答的緊迫問題！
碳中和的“蓋茨方案”
每一位企業家都會從比爾·蓋茨（Bill Gates）2021年新書《怎樣避免氣候災難》中找到一條符合自己的方案。對于自1850年積累至今的氣候問題，沒有一抓就靈的神丹妙藥。就此，蓋茨新書坦率描述了多個殘酷的現實。
綜合氣候變化跨國組織（IPCC）專家和蓋茨的計算，通過各種人類活動碳排放，大氣層每年增加510億噸二氧化碳。未來30年，我們要從510億噸下降至零。否則，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的氣體產生溫室效應，引發全球氣候兩大變化：氣候極端化，平均氣溫上升。與1850年全球平均氣溫相比，工業化以來，全球氣溫已經上升攝氏1℃。如果我們什么都不做，本世紀中葉，全球氣溫上升1.5℃-3℃。本世紀末，上升4℃-8℃。
在地球的某些地區，氣溫已經上升2℃。它引起的連鎖反應已經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
1）海平面上升；
2）高溫炎熱天數增加；
3）濕度降低，農作物生長期縮短；
4）對氣溫敏感的植物，例如玉米，普遍歉收。
IPCC研究表明，如果全球普遍上升20C，8%的脊椎動物、16%的植物、18%的昆蟲都將消失。即使我們現在、立即、馬上采取措施，人類行動的窗口時間也只有30年。之后，不利條件之間的連鎖反應將形成自我放大效應，控制或逆轉皆不可能。
蓋茨還戳破另外一個理想氣球：僅僅靠節能、環保和綠色出行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我們廢除所有的汽車，改電動車，那也只能降低16%的碳排放。如果全世界都像丹麥那樣，完全依靠綠色能源（風能、水電、太陽能和廢余材料發電），那么大風車和太陽能板要覆蓋整個地球。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很占地方。事實上，工業生產環節造成的碳排放才是主要部分。水泥、鋼鐵和塑料等材料制造過程占碳排放的31%。發電廠制造了27%的碳排放。日常居家生活中的空調、暖氣、電冰箱只有7%的碳排放。
蓋茨的研究得出幾個淺顯卻通用的結論：
1）人類要避免氣候顛覆造成的生存危機，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只能全民上陣，綜合治理。
2）我們要從工業生產的全生命周期去追溯碳排放的流程。否則，我們只是把問題從產業鏈的一個環節推卸和轉移到另外一個環節。
3）所有能碳減的技術創新和生活方式調整都算數！人類社會既需要大開大闊的顛覆性技術創新，也需要千家萬戶垃圾分類、減少廚余。拯救我們生存家園的碳中和是一場從工業生產到日常消費的革命。能否逆轉氣候惡化，它是0和1的選擇，要么成功，要么失敗。
4）立即從容易做的開始，馬上啟動最難的技術攻關。碳中和行動必須建立“齊頭并進、平行發展，交叉推動”的時態觀。由易入難的漸進時間觀已經不適用。當我們部分減排時，因為已經惡化的環境而消失的物種不再能夠復生。每過一個氣候顛覆的臨界點，人類的處境發生質的蛻變。
5）綜合治理包括啟動核電在內的技術選擇。過去核電事故的不安全因素已經在實驗室階段得到全面解決。用清潔、安全的核電平衡自然發電（風電、太陽能和水電）的周期性、波動性和間斷性，這是未來能源綜合治理的必然選擇。
6）大氣環境地理工程（Geo-engineering）是萬不得已的選擇。我們不知道人工改造大氣環境地理條件后會發生怎樣的連鎖反應。但是，即便是高不確定性的選擇，也應該開始研究。面對正在到來的氣候顛覆，人類需要所有的方法。
總結人類文明發展史，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指出：人類文明進步不是因為地緣環境條件或生理基因優勢，而是面對絕境所采取的前所未有的行動。作為工業革命的后果，自1850年積累至今的碳排放造成人類生存危機。面對絕境，碳中和革命可以視為對迄今以來工業革命的反動。“反者，道之動也！”以碳中和為驅動力的第五次工業革命也可以帶來文明復興！下一個問題是：中國企業應該怎樣想？怎樣做？
建立碳中和的“中國指數”
1956年，毛澤東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它既是預言，也是承諾。中國企業應當對于碳中和有較大貢獻。它既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承諾，也是再全球化的商業優勢策略。在當前較為不利的國際營商環境中，如果有一種語言是全世界都聽得懂而且樂意聽，它就是碳減、碳中和、負排放。只有成為碳中和的標桿，企業才會再次受到全球市場的青睞。
一方面，事關人類命運，碳中和方法應該全球共建共享。蓋茨方案也是中國方案。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應該積極利用本國優勢，在碳中和方法上創新創造，建立碳中和的“中國指數”，以利于全球推廣。
以蓋茨所強調的核電為例，中國是全球核電發展最迅猛的國家。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后，全球核電進入停滯時期。相比之下，2019年中國的核電裝機發電量是2011年的四倍。目前，中國由16個核電廠在建設中，39個在規劃中。我們已經成為全球核電站主要供應商之一。
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加入全球碳減排組織。遠景科技集團、隆基股份、晶科能源、陽光電源等加入了RE100，承諾逐漸使用可再生能源達到100%。2020年8月8日，首批加入RE100的中國可再生能源企業和中國能源研究會可再生能源專業委員會、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光伏專委會在上海共同發起并簽署了“RE100中國倡議”，呼吁推動能源革命，應對全球氣候危機。
上述正面行動還需要有一個質的飛躍。怎樣通過中國企業的實踐提煉有代表性的新社會經濟指數？它應該是我們下一步碳中和的戰略重點。
社會經濟指數不僅方便統計比較，它還左右社會情緒，影響政策方向。以GDP為代表的“美國指數”影響了二戰后60年世界經濟的發展，并成為普遍的標準。在《領先指數》（The Leading Indicators）中，卡拉貝爾（Zachary Karabell）說明，失業指數幫羅斯福競選贏過胡佛總統，GDP指數讓美國對蘇俄之爭不戰而勝。
指數背后是社會價值觀和經濟發展模式。指數隱含著政治影響力。從古到今，它一向如此。
17世紀中，為幫助英國國王增加稅收，帕帝爵士（Sir William Petty）建議用一個“政治代數”（political arithmetic）來計算土地面積、年收獲和應繳納的稅收。沒有衡量指數，就無法統治。
20世紀初，用指數引導政治治理的傳統也從英國延展到美國。美國第31任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最先推行經濟指數管理。作為泰勒科學效率管理運動的信徒，胡佛將“國民收入”、“勞工就業”等指標帶入政府管理。1932年，羅斯福成為美國第32任總統。為了推動新經濟政策（the New Deal），羅斯福總統迫切需要各種各樣的經濟數據來指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為此，“失業指數”、“制造業指數”、“國家生產總值”（GNP）、“價格指標”等指數應運而生。二戰期間，它們也做出重要貢獻，指數幫助美國政府科學計算戰備物資和國內生活必需品之間的平衡，指導價格控制政策。戰后，美國經濟界還開發了GDP（GNP減除境外生產總值）、商業周期、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消費者信心指數、基尼指數（Gini Index）等經濟指數。到上世紀90年代，它們已經被各國廣泛采用。
表面上看，指數的角色轉變了。最早是社會治理和政策干涉為目的，現在，它為衡量財富和經濟發展的尺度。實質上，這些指數還成為聯合國、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影響其他國家經濟方向的工具。從赫魯曉夫與尼克松的1959年“廚房辯論”開始，大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競爭代替了軍事對抗。不經意間，“美國指數”制造出比核武器更大的社會效應。
碳中和的中國指數在哪里？這是值得放置戰略高度思考的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家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知道，改變經濟活動方向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新的經濟指數。同理，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重心的新經濟政策也需要碳中和“中國指數”引導。建立指數是個系統過程，需要企業、學界和政府的協作，根據頂層設計開展基層創新。在目前階段，它至少有下面幾個探索方向。
1）修復環境與興旺自然生機的指數。
2）新興碳中和企業持續發展的指數。
3）碳交易模型指數。
4）有利于碳中和的社會共享經濟和社區互惠服務指數。
5）碳中和與人本價值指數。上世紀90年代起，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等經濟學家就試圖建立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指標。根據中國社會具體情況，中國學者可以借鑒并完善“人本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6）社會多元化與公平發展指數。對有56個民族的中國大家庭，圍繞碳中和建立的公平發展治理結構有世界意義。
7）安全核電開發指數。核電建設和現場管理的安全指數，核電與其他清潔能源系統調配的設計，它們都可以成為全球核電的參考指數。
“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我們不僅要會做，還要會傳播先進經驗。碳中和的中國指數可以是傳播綠色經濟模式的主旋律。
讓碳中和成為再全球化的通行證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企業可以順應碳中和的全球意愿，以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姿態推動再全球化。毋庸置疑，我們過去熟悉的全球一體化已經發生逆轉。地緣政治因素，特別是大國之間的博弈，是逆轉的動因。以當前中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回到從屬于供應鏈上游跨國企業的舊形態也不現實。一方不一定愿意，另一方也不相信。但是，在舊問題的新高度上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策略是可能的。碳中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超越舊問題，建立新共識的機會。
從蒸汽機革命，工業電氣化，工業信息化到智能制造，中國企業正走向第四次工業革命。與過去三次不同，第四次工業革命剛剛起步，它就不得不與第五次工業革命，碳中和的革命，交織在一起。而它也正為再全球化創造了一個共同語言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