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文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隨著資本報酬的下滑，我國經濟必將更加依賴于內生增長模式，科技創新、科技攻關的地位就越發重要。但是，創新并不是想要就能得到，因為它有自己的規律和奧妙。在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環境中，產業界的創新越來越呈現生態圈化的趨勢，市場和政府在生態圈中各自發揮著作用，不認清、不掌握這一點，促進創新的意愿就未必能順利實現。
一、產業創新及產業創新生態圈
創新是一個非常寬泛而又含混的概念。我曾經把創新分為熊彼特創新、伽利略創新兩大領域，熊彼特創新是一個很大的圓圈，而伽利略創新則是一個小得多的圓圈，這兩個圓圈有一部分重合及接壤，這部分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最有力因素。這部分創新，既不同于大學和研究院的科研成果，也不同于企業單純的市場開拓、經營模式調整，它雖然以可實現產業化的科技創新為主，但也涉及與此有關的工藝流程組織、供銷鏈條部署、市場開發行為，等等，我將其歸納為產業創新。產業創新與科技創新的概念區分并不容易說清楚。狹義的科技創新，似乎等同于伽利略創新，但事實上，人們認知和談論的科技創新，往往與產業創新聯系在一起，是一個廣義概念。產業創新主要是在產業界的研發機構里，甚至在車間里，由各色各樣的人物完成。甚至純粹的伽利略創新，在過去幾十年里，也有很多是由企業里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完成的，與產業創新有著極大關聯。因此，盡管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涉及到許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無疑應該是強化產業創新。
產業創新比大學里面、研究院里面的創新要復雜得多。產業創新需要企業和包括創業家在內的企業家發揮巨大作用，需要市場化的、規模化的產業發展循環作支撐，需要很多組織與個人的合作、協調、競爭，而且往往涉及到資本、金融的深度介入，以及重要客戶、潛在用戶的參與。當然，政府作用的適當發揮，對于推進產業創新也是有益的。這些因素、這些力量相互結合和相互交織，并形成一種氣氛或氣場，就會構成產業創新生態圈，這樣的生態圈遠比美國經濟學家鮑莫爾所分析的“大衛—歌利亞共生態”更豐滿、更復雜。隨著社會的進化和時代的發展，產業創新越來越呈現生態圈化的趨勢，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
美國的蘋果智能手機就是本世紀一項重大的產業創新，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構筑了一個相互溢出且強韌有力的產業創新生態圈，這個生態圈涵蓋了液晶顯示技術、觸摸屏技術、第三代和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納米級芯片技術，還有產品設計、工藝設計、設備和工模具設計，各種應用場景，以及大量的相應軟件，等等，同時還粘結了大量的粉絲用戶并構建了強大的互動機制。在這個生態圈中，有成百上千的企業和其他機構、有關人員參與其中。即使是一些比較傳統的產業，仍然在推進重要的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生態圈的構筑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汽車行業就是一個比較傳統的行業，但是現在正在快速推進顛覆性的產業創新，就是新能源與互聯網、智能化相融合的創新，這個領域創新的生態圈化趨勢十分明顯。還有一些傳統行業，其正在推進的產業創新，顛覆性并沒有那么強，如空調行業的變頻化與智能化、信息化、互動參與化的組合，但也在向生態圈方向演變。總之從許許多多的行業來看，產業創新的生態圈化趨勢十分明顯。
二、基于市場的產業創新生態圈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國際上重要的產業創新生態圈，所聯結的企業和其他機構，以及相關資源和人群，不但遍及一個國家的許多行業和領域，而且越來越跨出國界范圍，形成全球性的創新網，例如蘋果手機的創新網，既包括美國本土的很多企業，也包括我國大陸和我國臺灣的手機組裝企業、芯片代工企業，還包括歐洲的光刻機生產企業，此外還有大量的軟件及內容參與者。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可以認為是某種程度的舉國力量，甚至是某種程度的舉世力量，在成就一些重大產業創新。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制度當中，不管是舉國力量還是舉世力量，都會充分借助市場內在的責權利界定、分工合作、競爭互促的機制，使創新能更好地利用資源和更好地配置風險，這其實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把盡量多的力量，包括國內力量，也包括國外力量，拉進產業創新生態圈之中。其中的圈主企業，有著巨大的黏結力，以及由此而來的定價力和估值力。
可能會有很多人青睞政府力量在促進產業創新中的作用，特別是相信政府力量就等于舉國力量。的確，行政手段可以使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修筑萬里長城等等，但在產業創新方面，如果單純或者主要訴諸行政手段，就未必有好的結果，因為產業創新需要以商業化使用來獲得經濟效益，需要以大量客戶購買來衡量效果，需要以市場占有率來檢驗成敗。美國政府曾以行政手段為主導搞了生產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和人類登月的阿波羅計劃，但這些并不是本文強調的真正意義的產業創新，這兩個計劃的確有不少科技創新成果并產生了溢出效應，但與產業創新還是兩碼事，投入大量資金和科學家的政府工程，對產業發展產生一些溢出效應根本不值得夸耀，沒有這些溢出效益倒是很奇怪。互聯網技術與相關產業的興起，是近幾十年最重要的產業創新，許多人會爭辯說，互聯網起源于美國國防部的阿帕網，這是典型的政府主導的產業創新。事實上，盡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設立的阿帕網設計了互聯網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初步構架，但到了八十年代，美國很多非政府機構已經設立了自己的計算機網絡，此時互聯網的發展開始由政府之外的力量所推動，并且將社會上的互聯網與阿帕網分離開來，到了九十年代，獨立于政府的商業化互聯網開始有了www協議和競相涌現的系統及服務，資本和人才大量涌入，硬件和軟件日新月異，應用場景迅速擴展，從而網絡用戶數量和使用時間呈指數級增長，才構筑起了產業創新生態圈，才真正成就了這一場史詩般的、至今尚在推進中的產業創新。完全可以看出，這是一場由市場力量主導、以生態圈為特征的全球性產業創新，并且包含和帶動了許多子集層面的產業創新，例如前面提到的蘋果智能手機生產和使用方面的創新。政府體制內的阿帕網發揮的只是溢出效應，只有社會網獨立于阿帕網之后，只有市場力量參與和主導之后，創新生態才形成，產業發展才起飛。
所以，與很多人的想當然相反，市場機制恰恰是一種舉各種資源、集各種力量辦大事的機制。即便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很久的時代，基于資本市場的股份公司制度就辦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東印度公司開辟大量殖民地，美國修建幾十萬公里鐵路，都是這方面的例子。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市場機制有著沖出本企業界限、本行業界限、本地區界限以及本國界限的天然本能，所以市場體制就是一種舉國體制、舉世體制，使得產業創新生態圈帶有跨區域和跨國色彩。如果過于依賴政府力量、行政手段，就有可能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和產業創新生態的退化。現在一個十分活躍的產業創新領域就是汽車產業的新能源化、互聯網化、智能化，跨國公司、國內民營企業在這個創新生態圈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出了很多有產業價值的創新成果，可是十年前，政府的國資系統成立了央企電動汽車聯盟和新能源汽車聯盟，看起來既有整車企業、零部件企業，又有電池企業、電網企業，還有電子和信息企業、材料和設備企業等等，且得到了主管部委的有力背書，并很快出臺了一些支持政策和發展規劃，但是十年過去了，那種開放程度不夠高，意在避免重復建設、無序投資和設立統一技術標準、提高行業門檻，帶有濃重官方色彩的創新聯盟，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創新生態圈，并沒有產生多么重大的產業創新成就，而由市場主導、以市場機制聯系在一起的一些其他企業和投資者、社會機構，到現在卻形成了幾個有力推進產業創新的生態圈，所形成的創新成果及包括整車，也包括電池、電控，甚至不同生態圈的技術路線大相徑庭，形成了分散試錯、各顯神通的局面。這就是以市場為基礎、以產業創新生態圈為形態的舉國和舉世體制。
三、政府不宜過早排斥技術路線和技術標準的多樣性
不過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的基礎上，如果能恰當發揮政府作用，的確可以使產業創新的事情辦得更大、更快、更好，也可以助益產業創新生態圈的形成和發展。且不說基礎研究領域的伽利略創新，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即使是產業領域的應用性研發和商業化使用，政府也可以以適當方式投入資金，并發揮一些協調乃至組織作用，以及其他方面的促進和帶動作用，盡管如何把握尺度和方式才能恰到好處并不是那么清晰明了、輕而易舉。一項值得更加重視的政策措施，就是政府的創新需求鼓勵政策。這項政策盡管也有它的缺陷，譬如與創新供給激勵政策一樣，也很難避免尋租和造假，但相對來說要好得多，即使在美國，國防部、能源部、宇航局的采購，對于美國一些重大產業創新的確功不可沒。政府當然也應該加大對創新供給方的資助和支持，特別是對于基礎研發和學術研究的支持。政府還可以在研發合作、創新聯盟的形成方面發揮一些協調和組織作用，例如美國政府也曾鼓勵組建Sematech這樣的組織以促進其半導體產業發展，但重要的是要保持足夠的開放性，防止借助政府資金、政府采購、政府影響力和政府權威性來排斥競爭、排斥多種可能性，這樣才有利于產業創新生態圈的形成。此外，政府可以通過產業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來引導產業的地理布局，從而促成產業集群的形成，使得基于集群的產業創新生態圈能夠更好地發展壯大，因為產業集群和產業創新生態圈可以相輔相成、相互融結。
但是，在開創未知技術、開拓未來空間的創新領域，特別是本文定義的產業創新領域，政府過于積極的不當介入，反而會扭曲所謂的“紅色皇后博弈”的收益結構，對于創新的不斷推進并沒有好處。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政府很喜歡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制訂行業標準、國家標準，以彰顯政府部門的工作成績和國家的權威，但我們必須警惕，產業創新領域的政策支持是否會導致對多樣性技術標準和技術路線的排斥。在這樣的創新領域，政府即使要給予資金支持和訂單支持，也不宜過于向某種特定技術路線和特定產品傾斜，特別是不宜過于匆忙地將某種特定技術路線和特定產品設置為官方標準，并在此基礎上傾力支持特定企業。因為對于這一類的產業創新，最終是哪一種路徑、哪一種技術、哪一項產品能夠成為主流，能夠贏得市場占有率，不但政府不知道，甚至特定企業自己也不知道。現在的智能手機及眾多應用，是蘋果公司無中生有、破空而出的重大發明，完全算得上是開創未知技術、開拓未來空間的產業創新，但二十多年前，電腦產業有好幾種操作系統，蘋果電腦及操作系統就遠不如其他電腦的windows系統方便，所以那時蘋果公司的系統和標準及技術路線并不被主流客戶群體所接受，沒有多大市場占有率，企業多次面臨破產。現在蘋果如日中天，但有多少其他非蘋果的果子卻凋謝了。就算是有著幾十年歷史的電視機產業，不但經歷了從黑白到彩色、從顯像管到平板的革命性創新，而且單就近十余年的平板技術而言，也經歷了等離子技術路線和液晶技術路線的交織，當時多數人看好等離子而非液晶，但最后是液晶技術不斷獲得未曾料想的重大突破，因而成為主流，而研發等離子技術的企業就不可避免地嚴重掉隊了，甚至倒閉了。這些就是產業創新的巨大不確定性，需要市場機制來舉力量、聚資源、探路徑、驗結果、配風險，如果扭曲了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即使形成了一些階段性的創新聯盟、創新生態圈，最后也陷入被動局面。
四、政府和特定企業都難知曉未來的主流技術和“脖子”在哪里
當然對于追趕型、改進型的產業創新，政府可以給予多一些的明確支持。許多這類的產業科技研發活動，包括攻克所謂“卡脖子”技術難關的研發活動，嚴格來說也算不上是創新，而算是“創舊”，即已經有其他企業，或者其他國家的相關機構，掌握了這種技術，但本企業、本國需要掌握這種技術，并作適應性改良和提升，就必須要進行大量的科技攻關。這類科研攻關，也非常重要，特別在全球技術封鎖意識增強的背景下，更是如此。不過還是要著重指出，如果是產業領域的科研攻關，仍然不能忘記商業化使用、大量客戶購買、市場占有率這幾個關鍵詞，這與修建長城、生產原子彈有著根本區別。而且，也必須要意識到，對今天“卡脖子”技術的攻關即使圓滿成功，也不能保證明天不出現新的“卡脖子”技術，甚至不能保證我們可以準確知曉明天的“脖子”在哪里、是什么，試想在二十年前，不管是政府，還是特定企業，怎么會知道極紫外光7納米光刻技術將是“卡脖子”技術？
因此，從各個維度來檢視，的確很難得出一個關于政府支持產業創新的明確而精準的公式。如果有這樣的公式，政府和市場的各自作用一目了然、明白曉暢，那產業創新就成了很簡單的事情。但產業創新生態圈的形成和產生效力，的確應該以市場基礎，即使不排斥政府發揮適當作用，仍然需要警惕的是，政府即便以促進者的姿態介入到產業創新生態圈，也有可能混雜著不當規制和要素錯配，從而產生行政性進入壁壘、偏誤性技術引導和低效性資源使用。由于在現代經濟中，政府掌握很多資源，也會組織很多項目，更何況政府主導的國防領域是研發最密集、尖端科技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政府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政府應該擴大其主導的研發工程的開放性，應該及時公開和釋出研發成果以產生溢出效應，美國的拜—杜法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政策。當然，已經形成的一個廣泛共識就是，政府應該大力支持教育事業、大力支持基礎研發。也就是說，在伽利略創新方面，政府更容易發揮直接支持作用。不過，對于這個“支持”的界限，共識就少得多。教育的確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如果政府在增加投入的同時，將教育往高強度填鴨、以標準答案定乾坤的方向引導，那未必有助于提高創造性、創新力。同樣，基礎研發也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從科技創新的內在規律來看，政府角色應該越來越局限于資金資助，應該越來越少地介入研發過程，甚至越來越少地檢查資金使用去向和資金使用效果。這聽起來令人難以接受：資金提供者怎能不管資金如何使用、產生什么成果？但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創新就是那種信息高度不對稱、結果高度不確定的事業，只有創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領域開拓，只有老天爺才知道開拓何時突破、是否會形成產業。當然，政府不能容忍拿著大量政府資助而長期沒有創新成果。因此，最合適的方法，也許就是政府選擇資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鉆研方面有著良好誠信記錄的學術人才、研發人員。果真這樣的話，不投機造假、不偷懶耍滑的誠信資本將會成為創新時代最重要的資本。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康艷兵線下講座
中國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達峰（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碳中和（凈零排放）的目標。歐盟27國決定2030年前加大減排, 2050年實現碳中和。拜登政府宣布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議。實現碳中和需要政府和非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力，也需要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協同。實現碳中和將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又帶來什么發展新機遇？將對全球經濟和社會產生什么影響？
這是黨中央、國務院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不僅彰顯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更展現了中國走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釋放的信號非常明確——中國將繼續致力于推動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在應對氣候變化和促進能源可持續發展方面做出積極貢獻。
一些經濟活動、技術、甚至行業將被新的模式替代，傳統能源尤其煤炭行業受到的沖擊大，相關的基礎設施、制造和服務部門的就業將下降，清潔/再生能源及相關部門的就業上升。
對中國而言，務實的做法已不是評估氣候變化的長遠損害，而是如何有效、低成本實現碳中和目標。這不僅是生態環境問題，更是發展問題；不僅事關產業問題，也是生活方式問題。
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中國，如何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基礎上，扭轉能源結構偏化石能源、產業結構偏重工業的現狀，在短時期內完成任務，這是中國各級政府、企業、投資界以及普通百姓都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和生活課題，也是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
碳達峰、碳中和有哪些挑戰？
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為2021年重點任務之一。如何規劃布局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面臨哪些挑戰？經濟學家圈邀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康艷兵，在4月25日舉辦線下3小時私享思想宴。
清潔能源將成為人類社會健康生活、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礎。但從舊均衡到新均衡的轉型過程中，相對價格變化作用于經濟是有摩擦的，對經濟來講是一個供給沖擊。碳中和既是難題也是機遇。綠色項目融資該如何展開？金融如何引領實體經濟發展？綠色金融應該重點支持哪些領域？用什么工具？如何平衡金融體系的增量資產和存量資產？如何在碳中和前提下，支持綠色經濟和金融穩定？而又當如何看待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和競爭？
從存量看，當前中國煤炭和石油消費量分別高達40億噸和7億噸左右，從煤礦、油田、運輸通道等能源供應系統，到電力、鋼鐵、建材、有色、化工、汽車、采暖、空調等能源消費行業，以及相應的重大基礎設施，在未來三四十年間完全實現脫碳化改造升級，面臨著空前的挑戰。從增量看，當前中國的人均GDP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并且采暖、空調、汽車、公共設施等民生服務需求尚處于快速增長階段，發展水平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還存在巨大差距，未來新增的經濟產能、民生服務需求仍有很大空間，都需要新增能源需求來支撐。
十四五時期我國要在碳達峰的目標指引下，扭轉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局面，為經濟增長和碳排放逐步“脫鉤”奠定基礎。就要做到調整產業結構、節能提高能效、優化能源結構、增加生態碳匯等降碳路徑，嚴格控制高耗能項目新增產能，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規模化儲能、新能源汽車、綠色建筑、清潔供暖、碳捕集封存利用（CCUS）等綠色低碳新技術新產業，大幅提升資源循環利用效率推動源頭減碳，優化重大能源基礎設施布局防范碳鎖定風險，推動重點區域和行業碳排放率先達峰，完善能源價格、碳價、財稅、綠色投融資等激勵政策。
脫碳化對經濟和金融的而影響
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從根本上來講是發展模式變化、經濟結構轉型，背后是相對價格變化的驅動。全球有超過40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按照環境、社會和治理原則（ESG）進行的。而且綠色信貸、債券的利率并不比普通的產品低。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將倒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低碳轉型，既是推進疫后經濟綠色復蘇、形成綠色經濟新動能的客觀需要，也是緩解資源環境約束、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重要路徑，更是助力發展方式深刻變革，促進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選擇，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和在未來的大國博弈中占據綠色低碳競爭優勢具有重大意義。
清潔能源和綠色新技術蓬勃興起
目前通過實施能源革命戰略，一大批綠色低碳新動能正在蓬勃興起。中國可再生能源領域專利數、投資、裝機和發電量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風電、光伏的裝機規模均占全球30%以上，新能源汽車產量超過全球一半，綠色建筑占城鎮新建民用建筑比例達到60%左右。這些清潔能源和綠色新技術，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提供了零碳低碳技術路徑，而且提供了綠色新動能產業支撐。
終端能源電氣化水平大幅提高
十四五期間，為實現碳中和目標，我國終端能源電氣化水平將大幅提高，電力將成為支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主體終端能源。
同時，電源結構去碳化特征將日益顯著，水電、風電、光伏等非化石能源占發電總量的比重將不斷提升，成為未來的發電主體。為推動具有間歇性、波動性特點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大規模應用，以及信息技術與能源技術的融合發展，分布式能源、儲能、調峰、直流、柔性、新型電網、智能控制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將蓬勃興起。節能增效持續化、終端能源電氣化、電源結構去碳化、能源系統分散化、能源供需智慧化將成為未來能源轉型的核心方向。
生產生活方式也將發生改變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也將重塑未來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未來三四十年間，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大部分傳統化石能源將從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城鄉建設、居民生活等終端用能的各行各業中逐步退出，以電力為主的能源方式來支撐產業經濟轉型升級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產業鏈供應鏈脫碳化將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各種高效用電技術、能源供需兩側智慧化互動技術以及新能源汽車、高效熱泵、綠色照明、零碳建筑、零碳鋼鐵、零碳水泥等新型脫碳化技術產品方興未艾，將對未來的技術工藝、產業形態、就業方向乃至生活式產生深遠影響。
企業是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關鍵主體
對企業而言，“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一方面提出了加快脫碳化轉型發展、甚至對某些行業是危及生存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綠色投資巨大市場的新機遇。面對全球氣候變化背景下興起的新一輪能源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浪潮，站在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他建議企業立足當前、面向未來，圍繞脫碳化轉型發展核心方向，結合自身實際，加快轉型發展，抓住新形勢下的新機遇，勇做新時代的弄潮兒。
研究制定企業綠色轉型發展的新戰略，科學調整核心業務板塊，提出轉型發展的新目標和行動計劃。加強科技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強化節能降成本、減碳創收益，創新綠色低碳投融資合作模式，加強企業管理創新，夯實能源及碳排放數據基礎，強化低碳節能崗位和隊伍，完善配套激勵機制。
嘉賓介紹 ：
康艷兵，博士，畢業于清華大學熱能系，現任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歷任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助理、國家發改委節能信息傳播中心副處長、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管理中心主任、四川省宜賓市政府黨組成員和市長助理（掛職）、國家發改委/聯合國開發署/全球環境基金 中國綠色照明工程（三期）項目管理辦公室主任。兼任世界能源理事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長期從事能源經濟、節能減排、能源轉型與可持續發展、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綠色低碳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戰略規劃與政策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為相關領域的重大理論與方法學、能源系統分析、能源技術經濟評價分析、能源-經濟-環境定量分析模型，以及工業、建筑、交通、電力、汽車、供熱供冷、能源基礎設施等重點行業和國家、省區、城市、園區等不同區域的能源轉型與綠色低碳發展戰略規劃研究。
主持參加科研項目100項左右，包括國家973課題——中國2020年低碳目標實現路徑與配套政策研究、2050中國能源與碳排放情景分析暨能源轉型與低碳發展路線圖研究、我國中長期低碳發展戰略總體思路研究、中國碳排放峰值與實現路徑研究、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實現路徑與政策研究、我國“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研究、我國“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綜合政策與實施方案研究、2020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研究、我國“十四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實施方案研究、“十四五”中國低碳發展重大問題研究、“十四五”國家重大基礎設施發展規劃（能源專題）思路研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全面低碳轉型總體思路研究、“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中國中長期能源轉型戰略與路線圖研究、國家重大科技專項課題——城市群綠色低碳發展路徑研究、國家自然基金重點項目課題——城市能源轉型與低碳發展路徑研究、產業園區能源轉型與綠色低碳發展路徑研究、碳交易制度研究、碳交易與碳稅比較研究、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行動白皮書、國家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實施方案研究、“合同能源管理”節能服務產業發展政策研究、建筑節能激勵政策研究、中國綠色建筑行動方案研究、熱電聯產市場與政策研究、供熱空調節能政策研究、清潔供暖規劃思路研究、綠色照明政策研究、電力行業和汽車行業綠色低碳轉型路徑與政策研究、應對氣候變化與能源革命研究、能源產業轉型戰略與路徑研究、現代能源經濟體系研究、能源基礎設施跨界融合創新發展典型模式與對策研究、我國中長期能源基礎設施可持續轉型與投資戰略研究、生態文明背景下我國能源投資轉型戰略研究、能源普遍服務投資政策研究、我國資源循環利用效率目標與實現路徑研究、綠色供應鏈節能減碳機制研究、綠色低碳投融資機制研究等。
在國際合作方面擁有豐富項目經驗，與聯合國開發署、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國際能源署、世界能源理事會、能源基金會等機構開展了30多項國際合作項目。
作為主要專家，參與研究起草了許多國家重大政策文件，包括《“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國發[2016]61號）、《“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國發[2011]41號）、《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國函[2014]126號）、《地方應對氣候變化規劃編制指導意見》、《2050中國低碳發展宏觀戰略總體思路》、《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行動白皮書》、《綠色建筑行動方案》（國辦發[2013]1號）、《全國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國家發改委令[2014]第 17 號）、《低碳工業園區實施方案編制指南》、《重點行業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發改辦[2013]2526 號）、《“十二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國發〔2012〕19號）、《“十一五”十大重點節能工程實施意見》等。
獲邀對20多個省市低碳發展規劃的編制實施、20多個低碳城市試點方案編制實施、7個碳交易試點省市碳交易制度設計與市場建設、10多個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范試點城市的節能減排方案及能源管控平臺建設、20多個低碳產業園區試點實施方案編制實施、8個國家低碳城（鎮）試點實施方案編制、10多個國家生態文明先行示范區試點方案編制實施等地方層面的節能減排、能源轉型與綠色低碳發展工作給予指導。作為國家節能低碳考核組專家，參加20 個省的節能低碳責任目標考核工作。
此外，多次獲邀參與工業、交通、建筑、公共機構、能源、環保等重點行業領域的節能低碳政策研究制定和項目評審。在能源和節能低碳領域大型國際合作項目的設計、實施和評估方面，擁有豐富的項目經驗。作為項目設計工作組組長，開發并成功申請了贈款金額1400萬美元的國家發改委（NDRC）/聯合國開發署（UNDP）/全球環境基金（GEF）“中國綠色照明工程”項目（三期），并于 2009-2011年間擔任項目管理辦公室主任。
參與開發設計了 NDRC/UNDP/GEF“中國終端能效項目”、NDRC/世界銀行（WB）/GEF“中國節能促進項目二期”、NDRC/ WB/GEF “中國節能融資項目”等大型國際合作項目。主持了 NDRC/ WB/GEF 中國節能促進項目一期的評估工作和項目二期的評估工作。
作為評估專家參與了 NDRC/UNDP/GEF “中國終端能效項目”、農業部和建設部 GEF 項目“農村能源與建筑節能”項目、“亞洲能效標準標識/認證有效建立和實施障礙消除項目”等大型國際合作項目的中期評估。
作為項目專家，參與了國家發改委亞行項目“中國 2020 低碳發展重大政策研究”、交通部世界銀行項目“交通綜合樞紐節能減碳效果評價方法與指標體系”和亞行項目“昆明市低碳發展戰略與路徑研究”等國際合作項目。
榮獲 “國家發改委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2 次）、“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 “國家能源局能源軟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國家發改委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 （ 2 次）、 “國家發改委機關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2次）等榮譽。在國內外期刊發表文章 50多篇，出版《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情景暨能源轉型與低碳發展路線圖》、《中國2020 年溫室氣體控制目標的實現路徑與對策》、《碳交易制度研究》等著作20多部。
圍繞能源經濟、節能減排、能源環境、生態文明、綠色低碳發展、能源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等主題，獲邀做上百場講演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