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IC Photo）
吳晨/文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在英文世界中成為動詞的公司名不少：Uber（優步）成了在線預約出行的代名詞，就像滴滴一樣；Instagram成了在線分享照片的代名詞；WeWork，雖然不是動詞，但代表了共享辦公的旋風，而且還體現了一種鮮明的年輕畫風。
在這一連串“顛覆式”以新代舊的熱潮中，有三大推動因素比較好地詮釋了21世紀一零年代的創新與創業。
第一是智能手機引發的移動互聯網井噴，優秀的APP成為了第一批收獲用戶的受益者。網絡效應成為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無論是純粹在線的社交媒體和電商，還是嘗試O2O（線上與線下結合）的優步、愛彼迎（Airbnb），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不過，他們成功的背后，也是與成千上萬效仿者血拼之后的結果，是燒錢競賽的慘勝者。
其次是共享經濟與零工經濟的勃興。共享經濟可以調動各種閑置的資源，比如車輛、房屋、辦公室，而這些資源也恰恰因為繁文縟節或者僵化過時的管理模式，成為亟待顛覆的場域。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職場的變化讓零工經濟興起，開車可以賺外快、閑置的房子可以貼補家用，自由職業者也能享受炫酷畫風的共享辦公室，這些都是移動互聯網帶來的紅利。平臺經濟隨之涌現。平臺經濟在擁躉眼中，基于移動互聯網/APP平臺，連接零工經濟中的服務提供方和消費者，充分利用大數據和算法，推動匹配效率的提升；但在批評者看來，卻在不斷制造困于算法牢籠的“人肉機器人”。
第三則是風險資本的推動力量。一零年代可謂是風險資本獨領風騷的時代。他們對年輕的創業者大膽下注，鼓勵他們想常人之不敢想，顛覆傳統行業，成為新興行業的統領者。找到下一個喬布斯和扎克伯格成為他們的目標，但在這一過程中，整個產業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追求高速成長成了唯一的目標，資本成了維持高速增長的火箭燃料，明星創始人日益突破財務紀律和公司治理規則的約束，獨角獸的一片喧囂之中，悲劇和鬧劇的聲量漸漸蓋過了成功故事。
三大推動因素都是喜憂參半。如果把一零年代按時間分成上半場和下半場的話，會發現下半場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多。歸根結底，問題出在了成長的迷思！讓充滿夢想卻有著明顯缺陷和盲點的創始人過度放飛自我，也讓資本走到了推動創新的反面，成為浪費和扼殺優秀公司的幫兇。
優步與WeWork的故事有著幾乎相同的情節，最具代表性。2017年優步的創始人卡蘭尼克遭廢黜，兩年后優步雖然上市，但市值一直徘徊不前；2019年WeWork的創始人紐曼在上市前路演的最后一刻辭職，公司上市也因此終止，估值更是從高點的400多億美元狂跌四分之三。
卡蘭尼克和紐曼都是天生的秀客，可以比肩喬布斯和扎克伯格的創業公司靈魂人物，而他們遭廢黜的原因卻是毫無約束的狂妄自大所導致的出格行為，毒化了公司的文化，也葬送了他們自身的愿景。
不是餓死，而是撐死
2016年12月的一天，孫正義在紐約特朗普大樓拜訪了當選總統的特朗普，然后馬不停蹄抽空第一次去了WeWork的總部。WeWork的創始人紐曼為孫正義準備了兩個小時的參訪行程，不過以孫正義的風格，每個投資項目最多看15分鐘。果不其然，孫正義讓紐曼等了很久，兩小時的會議被壓縮到了12分鐘。紐曼特別強調WeWork的高科技風格，展示了一些高科技的想法，但在軟銀的隨同人員看來，WeWork還是與高科技不沾邊。之后孫正義邀請紐曼一起上車繼續聊，紐曼的白色邁巴赫跟在后面。在車上，孫正義讓紐曼把宣傳材料放在一邊，然后直接在iPad上起草了軟銀向WeWork投資40多億美元的備忘錄。
這之后，兩個人在iPad上簽草備忘錄的打印版從WeWork高管中流出，成為坊間流傳的奇談。
顯然，在2016年末的紐約，孫正義在紐曼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輕時的影子。孫正義成立1000億美元規模的愿景基金，其中450億美元來自沙特王儲MBS。有報道說，孫正義和MBS見面只花了一個小時就敲定了投資450億美元的協定。孫正義看了報道之后，立即糾正說：我搞定MBS哪需要一個小時，就花了45分鐘。即每分鐘募集10億美元。同樣，紐曼也對外宣稱，自己搞定40億孫正義的投資，也沒用超過一小時，就半個多小時的光景。2.0版本的孫正義，每分鐘也融到了1億美元的巨款。當然，軟銀的這筆40億美元投資最終并沒有兌現，軟銀直到2021年2月底才跟紐曼和解，為WeWork被反向收購上市鋪平道路。
講述紐曼創業故事的新書《Billion Dollar Loser》（可譯為“十億美元輸家”）中記錄了當年兩人的一段對話，只能用瘋狂一詞來形容。孫正義問紐曼：在一場爭斗中，是聰明人會贏，還是瘋狂的人贏？ 瘋狂的人，紐曼回答說。你答對了，孫正義接著說，不過，他語調中透露出一絲擔心，你還不夠瘋狂。
孫正義的綽號，資深的阿里人說是“翻十倍”，因為他習慣鼓勵創始人在公司的發展目標后面再加上一個零。這也是著名硅谷投資人霍夫曼在《閃電式擴張》書中特別提倡的，創新企業需要在風投雄厚資本的推動下飛速發展，資本則是火箭燃料。
類似的話，2017年接替卡布尼克擔任優步CEO的科斯羅薩西也說過。同年，優步獲得了孫正義40多億美元的投資。在問及為什么要拿孫正義的錢時，科斯羅薩西說：我寧愿這筆錢是我的燃料，也不愿它成為射殺我的炮火。
孫正義的這種資本堆積的“拔苗助長”，有一種“毒化”創始人的感覺，也是風投轉向的代表。有投資人就評價說，類似WeWork和優步這樣的產業，并沒有多深的護城河，資本——大量的便宜的風投資本——就構成了他們的護城河，而這種護城河既昂貴，又高風險。
類似的巨額資本推動成長的例子在硅谷越來越多，既然風投的錢很多，只有傻傻的創始人才會覺得拿錢燙手。不過，有時候資本的豐沛比寒冬更可怕。
當愛彼迎的創始人第一次向風險資本融資的時候，他們的財務顧問對他們的項目計劃書僅提出了一個修改建議：修改一下小目標，把目標營業額從3000萬美元修改到300億美元（英文的計量單位與中文不同，把30個百萬——30million——改 成 30個 十億——30billion——只需要修改一個字母）。
到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最后，越來越多人擔心，不少創業企業并不是死于缺乏融資，而是因為錢太多了所帶來的消化不良。《Uncanny Valley》（可譯為“詭谷”）就對硅谷的這種燒錢文化有近距離的觀察，當二三十歲的創始人一下子融到了大量的金錢，又沒有多少約束，只有盡可能快速增長的目標，那他花起錢來也只有一個姿勢：大手大腳！
孫正義希望紐曼把成長的速度提升再提升。有了孫正義的投資之后，紐曼變得大手大腳起來，策略變成了豪賭般不計成本的“攻城略地”。在任何一個市場，他先希望跟既有的共享辦公空間談合作。如果對方不愿意合作，就采用各種方式挖客戶。孫正義20年前在日本推廣雅虎BB寬帶時，曾經采用雇傭比基尼女郎在火車站外送網貓的策略。紐曼更激進，直接承諾“跳槽”過來的客戶一年免租約，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可以給出兩年的免費租約，同時給商業地產經紀的獎金竟也可以高達相當于一年的租約。換句話說，在很多新市場，WeWork前兩年的現金流為零，甚至是負數。
優步早期也曾經有燒錢謀求增長卻導致造假和浪費的故事。早期優步為了擴大司機隊伍，只要簽約優步就送一臺蘋果4S的手機，一個城市的總經理想到了一種方法，在優步審核司機資質通過之前就派發手機，甚至演化到只要申請優步司機就派手機，一下子把發展司機的速度拉了起來，成為公司內部的業務明星而獲得嘉獎，卻導致冒領免費手機的勾當泛濫。
但共享辦公空間不是互聯網，翻十倍的增長速度是需要真金白銀的去租賃、裝修、招商。同樣，優步想要顛覆的出行業想要快速擴張，也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2018年WeWork燒錢虧損了20億美元，只有優步的燒錢記錄與它相當。
早夭的主角
優步的創始人卡蘭尼克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在描述他從開創優步到被廢黜的新書SuperPumped（簡體中文版《優步之戰》即將出版）中，不難看出，他是一個有遠見的創業者，能夠也敢于想象優步作為一個利用數字平臺進行各種連接，從出行服務一直延伸到送餐和配送等各個領域的服務商。
因為要挑戰傳統行業，優步充滿了打破一切的叛逆精神，在和傳統經濟的保守勢力——無論是市政廳的交通規則還是出租車行和司機的既得利益，甚至還有傳統盤根錯節的黑社會勢力——不斷抗爭的過程中也形成了獨特的斗爭哲學。卡蘭可尼在優步把這種斗爭哲學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面揮金如土，為了達到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另一方面把任何的競爭都視為零和游戲，你死我活，對競爭對手如此，對媒體也是如此，扒黑告密，作弊作秀，什么都做的出來。在唯成長論的競爭過程中，企業的價值觀卻日益墮落。
卡蘭尼克是融資高手，很會包裝公司講故事，也很懂的自己公司的稀缺性，知道如何利用投資人的FOMO（擔心錯過下一個臉書）賺錢。他和自己的排擋甚至開創了主場路演（HomeShow）的先河。創業者融資，原本需要一家家投資機構去拜訪，做路演（RoadShow），卡蘭尼克卻知道，因為優步所獨特的故事——顛覆全球萬億美元的出行市場——他有資本去要求感興趣的投資人到優步總部主場來談投資。
因為錢多，所以瘋狂，而且缺乏自制力，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與法律約束，最終優步內部出現了吸毒和招妓等游走在在法律邊緣的大問題。一系列丑聞的爆發，導致卡蘭尼克被廢黜，因為硅谷的投資人意識到，雖然卡蘭尼克率領優步獲得了快速增長，但當他能夠調動龐大的資源，卻沒有足夠的約束和制衡，導致公司形成一系列不良的文化時，可能帶來巨大的危機。
紐曼與卡布尼克一樣，擁抱“努力工作，更放肆娛樂”的文化，不愿收道德操守的約束，不斷挑戰法律的邊界。紐曼在私人飛機上抽大麻，開會時喝龍舌蘭酒，這些內部人很清楚的秘密，投資人在公司高速成長時選擇視而不見，可是等到丑聞在WeWork于2019年上市前被媒體爆料出來之后，投資人突然感到紐曼已經成為公司上市，投資人獲利退出，最大的障礙。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孫正義等一班風投大佬意識到紐曼已經是公司上市的絆腳石時，他們不會有一絲悲憫。
WeWork在重塑辦公空間上，的確有它的過人之處，也抓住了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興起創業熱潮的機遇，但如果說紐曼在創建一個實體的社交網絡，或者說一個全球企業物業管理平臺，還是過于夸張。卸去紐曼努力給公司涂抹的互聯網和高科技的油彩之后，市場才真正意識到，WeWork本質上仍然是金錢堆出的商業模式，一個長租短包的套利模式，被包裹上層層外衣——創業者的家園、物理的社交網絡——骨子里仍然是風投大量資金催生出的一個管理不善的怪物。
紐曼和卡蘭尼克兩人故事是資本創富的悲喜劇。倆人都失敗卻成功了，雖然卻輸掉了公司的控制權，卻成功地躋身億萬富翁（WeWork最新估值100億美元，紐曼也可以從軟銀拿到5億美元的分手費）。
他們的悲劇是唯增長時代許多有缺陷的克里斯馬型創始人的悲劇：無論是WeWork還是優步，都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公司，而紐曼和卡蘭尼克作為有前瞻性的創業者，也有可能成為喬布斯、馬斯克那樣的傳奇企業家。可嘆的是，他們卻在風投打造獨角獸的造神過程中迷失了自己：有遠景，卻沒有使命，更在追逐成長的過程中丟失了價值觀。
作為年輕的創業者，在企業快速成長過程中并沒有致力于建設一種健康的企業文化，反而在投資人無窮無盡的資金追捧下，醉心于唯我獨尊，身邊環繞著一群馬屁精，在幾乎沒有道德操守和法律合規的限制下運作，最終成長為一個個小暴君，當風投自身上市套現受到威脅時，卻又被棄之如敝履，而他們所創建的公司過早失去了靈魂人物，也葬送了成為偉大公司的機會。
風投的FOMO病：
為了找到下一個扎克伯格
紐曼和卡蘭尼克的故事，也從側面也凸顯了過去五年風投的危險轉向。
傳統的風險投資人在創業公司中扮演治理建構者和創業導師的角色，他們不僅發掘有潛力的創業者，而且通過自己的關系幫助這些創業者能夠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硅谷著名投資人霍洛維茨就很愿意分享他的管理心得，從《創業維艱》到《你所做即你所是》，都在強調企業文化的重要性，一再談及文化與領導者的契合度的問題，以及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之后，領導者要率先意識到改變文化的重要性。
過去五年，風投過于追求爆炸式增長，燒錢式增長，用地毯式轟炸來擠壓競爭對手，試圖在一個行業中迅速達成壟斷，全然不顧行業中最基本的金融規律，以及燒錢所帶來的間接傷害。這種對獨角獸的盲目崇拜，加上嚴重的賭博心態，把商場的顛覆推演成了摧毀式的閃電戰，嚴重侵蝕了資本主義的根基。
燒錢本身就扭曲了市場。市場本該給誠實努力的人以回報，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談的瘋子。風投提供越來越大規模的融資，扭曲了整個市場，讓市場上并非管理最優秀、最有效率的企業茁壯成長，而是推動那些最能花錢迅速在市場中擴張的企業獲得成功。只要估值能夠不斷提升，風投并不介意有缺陷的創始人被包裝成下一個喬布斯、下一個扎克伯格。甚至，可以說風投世界都為找到下一個扎克伯格而癲狂。
這種商業模式給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很多原本健康成長的小公司在資本彈藥充足的巨獸擠壓下，很多不得不關張。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看，風投也因此帶來了巨大的浪費，并沒有創造多少價值，反而燒錢摧毀價值。
之前風投的商業模式是下注100個有潛力的創業者，期待五個能小有成功，一個能夠大獲成功。現在則完全不同，人人都在賭誰能創造出下一個獨角獸，這種賭博也變成了某種群體行為，甚至是表面增長包裝出的龐氏騙局。
唯成長論的迷思，給風投行業帶來的最大風險是短視：風投演變成為一種與創始人利益簡單捆綁，積極參與創始人的造神神話，縱容創始人的獨斷專行，卻忽略了保障公司長期發展最基本的治理建設。
在擁抱唯增長論的過程中，風投從創業導師到“縱火教唆犯”的角色轉換，著實令人嘆息！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