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一則辟謠聲明，讓校外培訓機構高壓監管浮出水面。
北京市教委3月12日稱，網傳“北京繼續暫停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線下培訓和集體活動”消息不實，市教委已啟動對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有序恢復的工作。
但該聲明還提到，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要按照“自查自評、書面申請、檢查整改、公開承諾”程序，向各區教委提出申請，經各區教委審核通過后可有序恢復。對不符合要求的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要進行整改。
“北京的監管在全國是最嚴的”，一名全國連鎖校外培訓機構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這輪監管的重點是預付費，要求把收到的預付費存入托管賬戶，但又沒有說明具體如何實施，我不知道北京校區什么時候才能重新開業”。
2020年底以來，國內多地陸續出臺校外培訓機構預付費管理規定，明確要求培訓機構把學費存入托管賬戶，甚至有地方試點由托管銀行根據協議將學費分批支付給教培機構。
這樣一來，個別校外培訓機構通過預收大量學費，移作他用，最后卷款跑路的現象就將得到根本遏制。
但問題在于，各地政策對于監管對象是否包括在線教育機構語焉不詳，甚至公開表示不包括在內。而在收取的預付費規模、將預付費用作瘋狂營銷方面，在線教育機構實際上風險遠大于線下機構。
“校外線上培訓市場規模大，從業人員眾多，參加培訓的學生群體龐大，任何相關的改革和政策調整都可能影響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訴求，關系社會和諧穩定。當前，一此地方對線上培訓治理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認識不足、重視不夠。”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相關負責人接受中央紀委監察委網站專訪時說。
一些在線教育機構已經嗅到了預付費高壓監管的風聲，它們在通過大額融資、減少投放等方式儲備現金，準備“過冬”。
校外培訓學費硬管理
近期，很多地方專門出臺了校外培訓學費管理辦法。
2月8日開始征求意見的《天津市校外培訓機構學費資金管理暫定辦法》(征求意見稿)提出，校外培訓機構應在該市范圍內選擇1家銀行，開立唯一的學費專用賬戶。校外培訓機構因辦學需要使用大額資金的，應當提前5個工作日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門進行說明，明確用款計劃、期限以及額度等。
去年底，青島市北區首批16家校外培訓機構依托區、市兩級民辦教育管理平臺，與中信銀行合作建立了學費專用賬戶。
關于預付費管理的政策源頭，是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其中指出，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各地教育部門要加強與金融部門的合作，探索通過建立學雜費專用賬戶、嚴控賬戶最低余額和大額資金流動等措施加強對培訓機構資金的監管。
在隨后開始的校外培訓機構整治行動中，各地普遍要求培訓機構不得一次性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但這項舉措未能遏制機構卷款跑路蔓延。從2020年底開始，各地普遍將建立學費專用賬戶納入監管工具箱。
事實上，早在2012年、2014年，上海、重慶就出臺了專門的預付費監管文件。重慶市規定，培訓機構開設的培訓費專用賬戶，包括用于存取和使用培訓費資金的專用賬戶(以下簡稱“存取專用賬戶”)和用于存儲培訓費存款最低余額的專用賬戶(以下簡稱“最低余額專用賬戶”)。
“存取專用賬戶”按照專款專用原則，為培訓機構開展正常經營提供收支結算服務。“最低余額專用賬戶”用于培訓機構存儲培訓費存款最低余額。當培訓機構出現辦學困難時，“最低余額專用賬戶”內的存款用于支付教職員工薪酬、培訓場地租用經費，以確保學員未上課時的培訓能夠基本完成。
近年來頻發的培訓機構跑路事件表明，即使制度再完善，也需要切實可行地付諸實施。
為什么已有政策發揮不出預期監管效果？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認為，“并非所有教育培訓機構都納入了監管體系。”
以河南省為例，截至2020年11月底，全省共有培訓機構50437所，經教育部門和人社部門審批的只有12388所。據介紹，以往的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中，對培訓機構的管理主要針對“文化教育”和“職業技能”兩類，但均未就“文化教育”的內涵進行界定，導致許多培訓機構缺少明確的審批、備案、主管部門，出現監管空白。
此外，“監管部門沒有人力投入，往往要等機構出問題、要破產關門，媒體曝光機構的問題后，再啟動調查。”熊丙奇說。
誰來監管在線教育
各地陸續發布校外培訓機構監管政策，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監管的對象是否包括在線教育機構？
3月4日公開征求意見的《河南省培訓機構監督管理辦法(草案)》規定，“利用互聯網技術實施的線上培訓活動以及其他特殊培訓活動，不適用本辦法。”
浙江省教育廳和人行杭州中心支行《關于探索開展校外培訓機構資金風險預警工作的意見》則規定，需要開立監管賬戶的是“經省內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批的校外培訓機構”。
但2016年，教育部已正式取消對教育網站、網校的行政審批，即設立在線教育機構不再需要經過審批辦理辦學許可證。
更多的文件則語焉不詳，并不明確文件的監管對象是否包括在線教育機構。
根據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的《關于規范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在線教育機構的市場準入規則是，在完成ICP備案、網絡安全等級保護定級備案后，即可向機構住所地的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申請備案。
但備案內容只籠統規定要包含“資金管理”方面的材料，并未明確是否需要建立預付費專門賬戶。
一名行政法學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在線教育機構采取備案制，符合新形勢下“放管服”改革趨勢。但是，由于備案制“重形式、輕實質”，實際降低了在線教育的準入門檻，使得各類在線教育機構魚龍混雜。此外，線下機構市場準入條件嚴于線上機構，不利于實現市場公平競爭。
熊丙奇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校外培訓機構監管政策當然一體適用于在線教育機構，實際上，在線教育虛假宣傳、違規收費、破產關門的問題比線下機構更嚴重，監管應一視同仁。”
不過，一些預付費監管政策明顯不適合在線教育機構。
比如杭州市規定，當校外培訓機構專戶內留存最低余額不足30萬元，或當日累計提取資金超過100萬元，或一周累計提取資金超過200萬元時，托管銀行應向教育主管部門發出風險預警通報。
這明顯針對的是小規模的線下機構，對于一天的廣告投入動輒千萬的在線教育機構來說，該標準只能帶來監管資源浪費或增加企業負擔；而賬戶余額只剩30萬元時才預警，對于體量龐大的在線教育機構已無濟于事。
行業準備“過冬”
雖然尚無專門針對在線教育的預付款管理規定，但行業已經警醒，高壓監管恐怕已風雨欲來。
某種程度上，預付費是在線教育的“命根子”。熊丙奇說，據行業人士介紹，在線教育獲客成本已占整體收入的50%，有的甚至達到100%，也就是說，一名學生的學費，基本全部都用到了營銷上。一些頭部在線教育機構認為，“燒錢”模式會最終讓“無錢可燒”的機構退出。
以一些上市公司“暑期大戰”的財報數據顯示，好未來2021財年第二季度(截至2020年8月30日)的凈收入11.03億美元，該季度的營銷費用為3.8億美元；跟誰學2020年第三季度的凈收入19.66億元人民幣，該季度的營銷費用為20.56億元；網易有道2020年第三季度的凈收入8.96億元人民幣，該季度的營銷費用為11.48億元。
但是到了去年第四季度，在線教育“燒錢”大戰開始收斂，跟誰學、網易有道、一起教育科技等公司的營銷費用均大幅下降。
在2020年第四季度財報會上，跟誰學CFO沈楠說，“從今年1月開始，政府開始對在線教育行業的廣告投入有所關注。我們非常擁抱這種變化，并堅決支持政府目前及后續對于行業的規范性舉措。我們認為政策將利好整個行業。”
監管風雨欲來之際，有傳言稱在線教育將被限制廣告投放。熊丙奇也認為，廣告泛濫，加劇家長的教育焦慮。是否應在廣告法基礎上，對在線教育培訓機構的廣告做出進一步限制，這也是輿論討論的問題之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一檔知名綜藝節目從今年3月起，刪掉了此前的在線教育廣告。但接近投放廣告的在線教育公司人士稱，“雙方的合作關系并未中止，只是該綜藝節目調整了播出安排，雙方合作也進行了調整。”
正是意識到預付費可以扼住自己的喉嚨，在線教育公司紛紛在通過融資、減少投放等方式儲備現金。
好未來2020年11月宣布，全球增長投資公司同意購買總計約15億美元的新發行A類普通股。截至2020年11月30日，好未來的現金、現金等價物和短期投資總計50.98億美元，是上年同期的1.8倍，為近5年來最高。一個月后，好未來再次宣布與一些投資機構達成33億美元配售協議。
同月，跟誰學宣布以非公開發行A類普通股方式，融資8.7億美元，該筆融資在一周內到賬。截至2020年12月31日，跟誰學的現金、現金等價物和長短期投資總計82.17億元人民幣。
網易有道2020年底賬上的現金等同比有所減少，為12億元人民幣。但今年2月，網易有道通過增發募資2.38億美元，并獲得了網易3億美元授信。
“這些頭部公司紛紛融資后，行業認為是在為2021年的營銷大戰儲備彈藥，但現在看來，這些公司其實更敏銳，他們是在為‘冬天’儲備糧草。”上述全國連鎖校外培訓機構負責人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