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每個人都是信息載體，我們與他人、與社會聯結，產生數據，這些數據有的為平臺所掌握，有的則被公共部門運用。如何對數據進行厘清，在保護個人信息的同時，促進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流通，產生更大效能？這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命題。
3月15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指出，加強數據產權制度建設，強化平臺企業數據安全責任。
北京師范大學網絡法治國際中心執行主任、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數據權屬面臨著法律規范明文直接規定稀少、權屬界定社會共識不足以及和其他權益例如隱私保護權益的銜接不清晰等諸多問題。需要通過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專項法規的制定出臺，確保該領域的頂層設計和各方行為規則框架。
數據權屬厘定難
從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到“十四五”規劃綱要，數據產權不斷被提及。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數據產權也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許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國政府對數據的理解有一個發展變化過程。
“2015年《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發布，彼時數據被視為基礎性的國家戰略資源，為政府賦能的重要工具。”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各國圍繞數據推進立法，數據也成為國際博弈的重要要素?！皵祿巡粌H僅是政府的重要資源，也成為經濟的要素?！痹S可說。
2020年4月9日，中央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為生產要素，并且提出“建立健全數據產權交易和行業自律機制”。
許可認為，中國提出“數據產權”概念，回應了全球經濟發展的態勢。
從國內數據市場來看，截至2020年3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其中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46.2%。海量的互聯網用戶也是我國數據要素市場成長的巨大潛力所在。
數據效能增速飛快，許可稱，是“從綠皮車到高鐵”的發展。但是，數據產權的明確成為一個棘手難題。
許可解釋道，數據的物理屬性與經濟屬性與此前大家所熟悉的“產權”完全不同，既有別于民法中的動產、不動產，也不同于以觀念、信息為對象的知識產權。
“數據又承載著不同方的利益，涉及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需要建立一個利益的平衡機制，但是這一平衡的分配機制也受制于一個國家的制度安排、文化和意識形態?！彼f。
吳沈括表示，數據權屬的確定，面臨著法律規范明文直接規定稀少、權屬界定社會共識不足以及和其他權益例如隱私保護權益的銜接不清晰等諸多問題。
到底如何劃分數據權屬？數據的權屬到底是屬于個人的，還是企業平臺的，抑或是其他單位的？吳沈括認為，在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對于數據而言，不同的主體擁有不同的權利內容，用戶根據法律的規定享有對于自身數據的決定權和控制權，而平臺根據法律的明文要求承擔對于數據采集存儲流轉的安全保障義務，同時在特定場景中根據現有司法判例的規則享有對于數據產品的競爭性利益。
建立信任機制
“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提出：建立健全數據產權交易和行業自律機制,培育規范的數據交易平臺和市場主體。
數據的交易、流通如何規范？許可認為，要遵循自愿流通為原則、法定流通為補充。在一些情形下，可以用法律規定的方法強制流通，推動數據市場的建立，但強制性流通應當受限，并且要給予一定的補償。
“此外，在數據流通過程中，應以數據交易所的流通為基礎，一對一的數據流通為補充。”
記者注意到，目前貴陽、上海、北京、浙江等地均成立了大數據交易中心。
許可認為，數據交易所的建立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也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構大數據流通的機制。
“信任”也被接受采訪專家們提及。吳沈括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目前的數據交易存在信任度不足，激勵度不足和透明度不足的三大瓶頸。在實際業務中，需要通過有效的政府企業合作機制提高各方的信任度，通過高效的交易機制設計提高各方的參與積極性，通過開放的規則安排提高各方的業務透明度。
許可也提到，數據的共享流通，關鍵在于信任機制的建立。
個人信息保護是紅線
作為生產要素的數據在流通中被盤活，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公眾最關心的問題：個人信息保護。社交平臺、購物網站、出行APP，我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在產生數據，與數據打交道。隨之而來也帶來了信息泄露的隱患。大數據時代如何平衡個人信息保護與大數據發展的關系，成為一個重要命題。
許可主張將數據產權與個人信息區分開來。在他看來，個人信息本質上屬于人格權，在民法典中，個人信息放置于人格權編中。而數據則是產權的概念，需要物盡其用，需要發揮其效能。
許可認為，將兩者拆分開用不同的法律法規來約束，進行分工配合。促進數據產權價值的最大化，并將個人信息的保護作為數據產權發展的紅線。
吳沈括表示，需要通過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專項法規的制定出臺，確保這一領域的頂層設計和各方行為規則框架。同時，需要明確的、權威的、高效的公共監管機關，保持全流程的外部監管，平衡具體場景當中的利益沖突，及時糾正處置各類主體的侵害行為。
此外，他認為，消費者保護組織、新聞媒體等各類社會主體應持續強化社會監督生態建設，一方面培育用戶的維權意識，另一方面促成各類數據業務主體的合規意識，進而為整個社會打造良性的可持續發展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