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一月份的廣東省兩會期間,關于如何保障快遞、外賣行業眾包員工的權益,再次受到代表委員和媒體的關注。
廣東省人大代表陳瓊認為,平臺與眾包騎手簽訂的是勞務協議,而非勞務合同,部分企業因此不愿意對眾包騎手履行與專送騎手同等的管理責任,眾包騎手亦缺乏“五險一金”的基本保障。有調查顯示,有六成眾包騎手沒有繳納社保。這類群體既面臨工傷無處賠償、醫療無法報銷的近憂,更有年老生活無著落的遠慮。
隨著以共享平臺為代表的創新就業形態的出現,有效地帶動了就業形式的多元化,帶動了社會就業。根據國家郵政局和中研網的統計數據,截至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超300萬人、外賣配送人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僅這兩個行業的從業人員數量超過1000萬。如果加上網約車司機、代駕、家政、維修等其他共享經濟行業的從業者數量,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就業群體。據國家信息中心202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國內為共享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為8400萬人,而同期這些共享平臺的自有員工只有631萬人。
然而,面對如此龐大的就業群體,現有的勞動保障制度已經很難覆蓋這些創新型的用工模式。
最為明顯的就是,部分共享平臺出于企業運營成本考慮,往往都會采用個人注冊、加盟商的模式,這種模式下,共享平臺與快遞員、外賣員之間無需簽署勞動合同,也沒有勞動關系,自然也不需要承擔這些員工的“五險一金”責任。而目前在國內的快遞行業中,除京東物流、順豐速運、德邦快遞等少數企業采用直營模式,為一線員工繳納社保之外,“四通一達”基本都采用的加盟模式。
公開數據顯示,京東物流在2020年前三季度,為一線員工的福利開支為179億元,平均為每個一線員工月支出近8300元,這其中包括了為一線員工繳納的五險一金。順豐控股在2020年上半年的員工薪酬支出也達到了123億元,而同期申通快遞的職工薪酬支出不到12億元,占營業成本的比例只有13%左右,遠遠低于京東物流和順豐速運的比例。
在缺乏未繳納社保的情況下,快遞外賣行業員工的整體收入水平偏低。根據中國郵政快遞報社發布的《2019年全國快遞從業人員職業調查報告》,75.07%的被調查快遞小哥月收入低于5000元;而根據某家外賣平臺所發布的《2019年外賣騎手就業扶貧報告》顯示,2019年該平臺的外賣騎手中,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占比為63.1%。
由于收入低,也導致了一些快遞外賣行業的員工就不得不增加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特別是外賣行業,由于共享平臺通過算法設定了嚴格的時效考核,外賣騎手闖紅燈、逆行屢見不鮮,“外賣騎手已成為最危險職業之一”。僅在今年1月,杭州交警查處的外賣騎手闖紅燈、逆向行駛、騎快車道等重點交通違法行為就達到了51798起,引發交通事故1569起,致2人死亡、389人受傷。
一些地方兩會的代表委員提出,要破解這一問題,首先是要“靈活的保障”對應“靈活的就業”,通過完善社保法規解決用工企業沒有法定繳納義務、靈活就業者本人沒有繳納途徑的制度障礙,比如嘗試沒有勞動關系也可以繳納工傷保險。
而從長期來看,有專家建議可以通過研究制訂行業發展評價體系,政府配套出臺稅收減免、補貼獎勵等鼓勵性措施,支持直營等健康商業模式的發展,推進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和全社會收益的最大化。